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知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
1850年至1865年间，各民族交往互动达到新水平。在这短短十五年里，欧洲工业革命波及全球各地。亚洲文明不能把欧洲人、美国人挡到门外。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日本人束手无策。越来越多的亚洲有识之士对原有制度、习惯和风俗产生怀疑，但对如何处理先制意见不一。麻烦时期自此开始。西方世界之外的所有民族被迫试验新法，处理日常危机。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世界仍未走出这一麻烦时期。所以，要了解现状，就必须对1850年至1865年予以特别关注。传统社会秩序的解体
欧洲航海者打通世界各大洋标志着现代的开始。这一时代不仅属于欧洲，也属于全世界。海洋不再是人类活动的障碍，而是多元背景下人际沟通交往的纽带。人际沟通的规模和频度前所未有。1492年，哥伦布首航。在这之后三十年间，发生了几大突破：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周游世界。从1850年开始，又一项重大突破出现。借助交通和沟通新技术，欧洲人几乎能做到随心所欲渗入内陆。此后十五年中，亚洲传统文明解体。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解体”是指这些文明的领导人不能再遵从惯有方式，被迫对欧洲行动做出回应。可以肯定的是，西欧并未受到特别影响，至少在初期是这样。欧洲外交官、海陆两军、传教士、商人、探险者、技工、科学家和殖民者能够闯入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无须担心所作所为是否会影响到当地风俗或利益。欧洲优势似乎毋庸置疑。1850年时，欧洲人自信满怀，很少有人愿意去理解外来民族和不同文明。18世纪，很多欧洲人推崇孔圣先贤智慧。但到了19世纪，欧洲人觉得“异教徒中国佬”行为怪异、不足可取。所以，带着这种自大情绪的欧洲人并未因1850年至1865年间世界内陆开放而受到特别影响。19世纪50年代，廉价的美国粮食开始通过铁路和跨大西洋汽轮到达英国，传统乡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时运维艰，但为城市提供了必要劳动力，繁荣了城市经济，也为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输送了一大批移民。因此，在英国大多数人看来，村民遭受的大灾似乎是进步和拓展。世界其他遭受打击的民族不能拿这种念头聊以自慰。他们困惑迷茫，不明白为什么祖宗奉行的行为规则不能再产生一如期待、一如往常的结果。19世纪50年代，传统政治、社会和经济模式在中国、日本、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这种态势为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和另外两场战争所预见并加速。这两场战争分别是：1853年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1857年至1858年印度兵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俄罗斯和美国都经历了极为痛苦的转变。1861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以法律形式表达了俄罗斯社会上下所经历的变化。这一变化因旧制度俄罗斯战败克里米亚所触发。1861年至1865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1863年，美国黑奴解放，以更激进方式表达了美利坚民族成长的烦恼。难以抵抗的欧洲影响
传统社会秩序在大范围内的急剧瓦解是由地方和世界两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工业革命在英国进行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世纪后，才于1850年后影响到更远地区。影响的滞后体现在两个方面：军事和经济。首先，1850年时，欧洲武器装备和军事组织领先全球。英国用新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武装海陆两军，使其具备空前机动性。其次，坚船利炮打碎了政治藩篱，让物美价廉的欧洲商品占尽地方优势。欧洲商品改变了消费者品味，毁掉了当地手工艺人，传统市镇社会结构被彻底破坏，无法修复。世界大多数民族遭遇痛苦危机。没有动力机械和工厂的社会、政府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白手起家，平地创造；要么屈服于外国经济主导优势。原有静观其变、对欧洲所作所为不管不问的常规完全行不通。因为，此时手中握有大炮的欧洲人已决意为自家廉价产品打开销路。当然，工业化并非导致变化的唯一因素。在组织程度上，欧洲人远超世界其他民族。他们拥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陆常备军，能离开国土跋涉上万千米作战，并获得增援和补给，收到战略指令。在贸易方面，银行和其他公司能协调国内外数十名、上千名，甚至上万名雇员。时间跨度几十年，空间跨度为世界各地。其他任何文明无法在远距离内开展如此高效行动。第二，欧洲人对自己所言所行确定无疑。亚当·斯密和其他学者已经证明，自由贸易是一件好事。如果欧洲人能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比其他民族获得更大贸易利益，则足以证明节俭精明是经商之要。而且，在欧洲人看来，他们从基督教文明中得到宝贵恩赐。其他民族之所以在政治上屈从他人，正是因为这些民族信仰异教，历史被黑暗笼罩。欧洲拿着三件道德武器四处探险，将其他民族长久珍视的偶像砸碎。除自由贸易、基督教文明外，第三件是对英勇功绩的重视。欧洲人崇尚勇悍果敢，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西班牙征服美洲的时代，探险者以寥寥数人之力深入地球陌生荒蛮区域，为殖民管理者踩平道路。19世纪的欧洲人主要从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品中汲取英雄主义理想。男孩们在学校阅读普鲁塔克、蒂托·李维、恺撒作品，模仿古代英雄行为处事。而在最黑暗的非洲，在信仰异教的亚洲，在荒无人烟的澳洲，学童们要么读书治学，要么无书可读，整日玩耍嬉戏，翻越灌木篱墙，追逐狐狸。这三件武器让19世纪中期的欧洲人不可抗拒。正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古雅典人：“他们生来即不事休息，也让别人不得安宁。”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中国和伊斯兰文明存在特别缺陷。这两大文明都曾在几个世纪里处于心理上的守势。1368年，大明王朝将蒙古人驱逐出境。自此之后，王朝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首要目标便是净化自身，远离蛮族带来的野蛮的新习惯。清朝统治者无疑也是少数民族，中原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但至少满族人有风度完整接纳中华文明和传统。中国社会上层对那些不愿花费气力学习汉语、掌握儒家经典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兴趣。若是这些人惹是生非，则对其严惩不贷。我们已经了解到，1775年前，这种政策一直收效甚佳，成就了中国的繁荣强大，但也导致中国在很多方面落在欧洲世界之后。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和欧洲列强发生军事冲突时，中国人在思维和传统两方面完全没有准备，无力应对危机。中国人面前似乎只有遵循过去成功经验这一条路可走。因为，承认他人在知识和技能方面优于自己伤害自尊。承认这一事实就等于承认中国实施的儒家政策完全有误。实际上，中华传统文明缺失某种关键东西这一事实越明显，当众说出来就越有叛国之嫌。等到想要说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欧洲闯入者肆意践踏不可避免。伊斯兰与中国遭遇相似，但历史完全不同。1500年左右，穆斯林在技能和知识方面与欧洲存在巨大差距。1499年，萨法维王朝沙阿伊斯玛仪一世对盛行于伊斯兰社会的折中态度提出质疑。但在伊斯兰与欧洲主要交会点奥斯曼帝国，这种革命性宗教运动遭到了行政手段和军事力量的控制。公众钳口不言。官方逊尼派依附于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结构。由此，逊尼派，这个真理和知识的官方守护者失去了自由思考能力，但求记忆《古兰经》及古代评注以明哲保身。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不再关注基督教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产生的新思想，对逊尼派官方教义之外的所有东西不闻不问。隔壁邻人生发的所有炫目新思想、新技术一律被奥斯曼帝国和其他伊斯兰社会刻意漠视，而等到想要赶上精力充沛的欧洲人时，已经太迟。领土败退成为必然现实。只有施展外交手段才免于完全沦陷。和中国一样，追赶欧洲的时间、意志和手段在伊斯兰土地上完全缺失。日本和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徒社会所处局势较为宽松。印度教徒曾经受过穆斯林统治。受种姓和宗教观念影响，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欧洲人。毕竟，换哪个外国主子都差别不大。而且，欧洲人能够提供政府文员工作，让很多聪明有抱负的年轻人有机会了解英语世界。1834年后，英国政府在印度开设了这样的学校，让年轻人有资格担任公职。日本与印度几乎完全相反。日本人从来没有被异族征服。日本统治者大开国门，与欧洲人和美国人接触，因为他们知道传统军事防御设施已经无法把外国人拒之门外，所以最好尽快把西方人的秘密学到手。只有这样，日本才不会有异族征服之忧。犹豫动摇片刻后，日本民族积极向西方学习，实现了科技、军事和政治现代化，同时保存了传统社会结构，捍卫了原有价值观。在非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不论是文明民族还是未达到文明水平的民族，西方道路和当地传统碰撞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原有领导模式的破坏。这一过程充满苦痛，让人迷惑。而困难越来越多。外国白人总有东西可要，让人无法拒绝，新思想、新理想、新领导人疲于应付。一个世纪的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由此产生。穆斯林、印度人、中国人，更不用说其他人数较少、实力较弱的民族全都感觉孤立无援，无法联合起来，朝着清晰可实现的目标迈进。愤怒沮丧情绪随之产生。偶发暴动后，这种情绪得以释放，但仍以败给欧洲人终局。在等待风暴停息之时，人们普遍感到气馁绝望，不得已被动撤退。指引各行各业的传统纲领和里程碑于瞬间坍塌，局势一片混乱，没有一个人能够力挽狂澜。相比之下，西方人在1914年前很少有这种踌躇犹疑情绪。虽然有一些思想家、艺术家的确预见到了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者、议会制度、渐进改良、自鸣得意为特点的欧洲新制度的崩溃，但绝大多数人置若罔闻。在跟弱小民族打交道时，西方人收起所有疑虑，不让外人知晓。这两种情绪的强烈反差主宰着1850年至1950年的世界历史。在此之后，一个新时代降临。西方在亚非两洲的帝国土崩瓦解，当地民族重回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遭遇严重冲击，自信心大减。虽然我们现在对西方文明的独特优越性产生怀疑，但这一想法在1950年前的一个世纪里并不存在。当时，欧洲人所向披靡，四处宣示实力。在1850年至1865年短短十五年间，阻碍西方霸权的旧藩篱在世界各处零落一地。革命和民主革命，不断壮大国力。而俄罗斯挣扎不前，被甩得越来越远。远东堡垒的坍塌
1840年，英国强行向中国销售鸦片，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后，导致清王朝的国力严重受损。1850年，中国清朝皇帝和日本德川幕府都陷入了大麻烦。关键问题出在内部。在中国，大群农民纷纷起义。在日本，“外部地主”骚乱不宁。但在两国，传统政治体制似乎都无法有效应对新情况。朝廷内部滋生沮丧情绪和不确定感。没有人知道该做些什么。中国面临的形势远比日本危急。1842年，清朝皇帝被迫和英国签订条约，开放关键港口，便利欧洲贸易。九年后，洪秀全，一个寂寂无闻的农民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曾在一个新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里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看见幻景，便将中国孔孟思想与基督教末世论和耶稣再临的教义结合起来。要在平时，像洪秀全这样的人说出的话不会引起多大注意，但在1850年，他却能让阴燃多年的怒气熊熊烧起。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数以百万计的穷苦农民对天国这一许诺热烈回应，以为天国一立，就不会再有租税。当然，没有一定形式的税收不可能建军养兵。因此，当太平天国建立起一支足以抗衡清廷力量的军队时，就不得不面临一场始终困扰农民起义的危机：如何组建强大新政府，既能实现有效运转，又能保证起义农民自由行动、不必向任何人付款？太平天国领袖没能解决这一问题。洪秀全虽看见幻景，但不善管理。他的追随者擅长领兵打仗，但从未在后方建立起常规管理机构。因此，太平军靠劫掠为生，失去了农民支持，最终让官军得胜。但在太平天国这一愿景仍清新闪亮的头几年里，其核心劣势并不明显。太平军从中国南方起家，向北挺进，渡过长江，并于1853年攻占南京。当时，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受太平军掌控，而北方农民翘首以待，希望加入起义。西部几省穆斯林也发动起义，其他少数群体纷纷效仿。有几省土匪活动猖獗。而让事态更加恶化的是，清朝廷与英法两国再起争执。1857年，英法两军采取敌对行动，中国军队再次蒙辱。1858年，清朝签订《天津条约》，暂得和平。但当中国推迟设立租界时，英法联军对北京发动军事突袭，并于1860年放火烧毁圆明园。这一行为加深了中国人对洋人的厌恶和鄙视。但时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处处让步。朝廷再次与英法美俄签订条约，允许上述几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和探险者出入北京以及任何一地。在这些灾难岁月里，黄河改道。几百年来，这条大河注入山东半岛以南的大海。但在这些年里，黄河决堤，沿新河道流入原河道以北的大海。新河堤尚未修建，滔滔洪水涌入下游地势较低的平原。上百万中国人死于洪患。但洪水却拯救了清王朝。当时，太平军起义不久，捷报频传，准备北上挺入北京，各地农民视其为解放者。而洪水就在这时肆虐成灾，挡住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此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遭遇败绩。此时，官军虽然士气低落，不能有效抗敌，但清朝管理框架并未完全崩溃，皇帝仍能调军遣将。与此同时，太平军又起内讧。洪秀全期待奇迹降临，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心愿落空。官军开始扭转战争颓势，于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叛乱。洪秀全饮鸩自尽（一说为病死）。在这些年里，因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丧身。但这场灾难却也使幸存者的生活得到些许改善。可用土地增多，旧债在纷乱中一笔勾销。因此，1865年后，中国人获得了喘息空间。但清政府却错失了这一时机。原因不难理解。太平军虽然来势汹汹，却照样被传统手段镇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官军又成功对其他叛乱群体采取军事行动。毋庸置疑，西方人是中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因为中国农村一贫如洗、动荡不安，干扰了贸易的正常进行，传教士生活岌岌可危，西方影响有所弱化。中国几乎所有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打心眼里痛恨、鄙视欧美白种蛮夷，认为他们粗野凶残，希望假以时日将其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他们又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对这些闯入者不理不睬。这种政策注定失败，因为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太多，无法补救。一个世纪前达到辉煌高度的传统秩序面对内乱西侵无以为继。农民问题打成死结，只能向后推延。西方挑战更难于应对。与印度土地上的情形一样，中国旧秩序破败不堪，不可修复。但是没有人知道要做些什么，新的行动方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困惑迷茫情绪弥漫。这是面对西方优越性时大多数国家都会有的反应。日本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小群改革者决意谋得权势，壮大日本国力，确保国家安全。他们很快意识到，必须发展现代工业，武装海陆两军。但现代工业需要新技术、新知识，为此要建立新教育体系，多方面改变日本传统生活。一旦踏上根本变革之路，日本领导人在实施下一必要步骤时从不退缩。卓绝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奠定于1854年。幕府废除自1638年起实施的闭关自守政策。促成这一决定的导火索是马休·佩里率美国海军前往日本。1853年，美国战舰首抵日本，遭到拒绝，无法进港。次年，佩里率军重返，日本政府顺从，同意开放两个港口停泊外国船只。1858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一份详尽的通商条约，后来又分别与荷兰、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签立。眼见幕府软弱无能，向外国人屈膝顺从，爱国武士和觊觎德川家族权位的氏族领袖挺身而出，强调向天皇本人尽忠。当时，神道教日益成为公共宗教，也为光复天皇权力提供了正当理由。但矗立在幕后政治中心的却是军事家族。他们之间或结成非正式联盟，或互相争斗。因继承权不明，幕府权位遭到削弱。德川家族的直接继承人都已去世，后期掌权者皆懦弱无能。而且，他们完全不确定开放国门、对外交流的新政策是否明智，是否会危及自身利益。最终，德川幕府内部四分五裂，力量涣散。而在此时，他们的政治对手却在爱国口号和天皇背后的人物领导下日益团结紧密。1867年政变将这一幕推向高潮。德川幕府逊位，一位年轻天皇接管所有事务。“外部氏族”成员占据了天皇身边的所有要职。但在升上权力高位的路途中，这群日本新统治者遭到当头一击。1864年，英法荷美联合舰队轰炸并摧毁了日本若干海岸要塞，以示对日本各地反外活动的不满。看到西方炫耀军威，1867年掌权者更加确信，如果不能壮大国力，捍卫国家，单纯靠实施反西方政策行不通。因此，他们权宜变通，放弃反西方路线，力学强大之策。决定一旦做出，便破釜沉舟，不再犹豫踌躇。凡是有利于建设现代海陆两军的东西，他们都决意拥有。这意味着要大刀阔斧地实施教育、社会和政治改革，发展全新工业科技。为此，日本领导人毫不退缩。农民和普通老百姓顺从形势，领导人执掌全局。仅在一代人时间里，现代日本即以疾风迅雷之势屹立远东。在做出向西方开放这一命运攸关的决定时，日本人当然意识到了中国遭遇的困境。19世纪60年代，英国挺入缅甸，法国入侵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这一消息传遍了东南亚。日本也尽人皆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摇摇欲坠，东南亚附庸国也战栗不止。面对欧洲武装力量，东南亚统治者很少抗争。暹罗保持独立，但更像是英法两个帝国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区，而不是因为统治王朝有什么内力。又过了十年，东亚只有朝鲜仍与外界隔绝，保持独立之势。但到了1876年，这个远东文明圈的边远堡垒也开放港口，为西方贸易提供便利。
本文选编自《5000年文明启示录》，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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